法治公开课 | 我与宪法40年
刘伟: 《土地拍卖第一槌促成宪法修改》，《深圳特区报》2010 年7月19 日，第A02 版。
这就标志着，中国的民法承认了间接代理。怎么建立呢？除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以外，还有成年照顾制度，也叫照顾，好听一些。
但美国没有人格权的特殊类型和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美国就有一个隐私权，美国就用一个隐私权把所有人格权的范围都涵盖了。第一百六十二条相当于下了一个定义，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采用了直接代理这个概念，没有包括间接代理，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无权代理跟合同法稍有不同，它少了一个尾巴，未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没有说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把这个删掉了，这个改动怎么理解？谢谢。因此《合同法》不得已，就做了一个折中，把欺诈、胁迫的法律效果一分为二，五十二条第一项，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给它加上了一个损害国家利益的要件。梁慧星：其实，作为一名学者，当这部法律出台的时候，我们不宜去讲其令人最满意的和最遗憾的地方，而是要去熟悉它。还有，全国那么多个省市，（其中）有十三个省市的法院，从来没有做出变更的判决，支持变更的只有两个省市，一个是北京，最多支持了十件，另外有些是至多支持一件。
后来对台湾二二八运动的镇压，引起当地老百姓的不满，他就回来了，回到大陆在大学当教授，很年轻就当了副教授。回过头来，现在第一百八十五条已经获得通过，成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我们就应该研究如何通过解释使其得以实施？如前所述，构成侵害英烈人格的侵权责任，是两个构成要件，属于公益诉讼，而不是私人诉讼。德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基本法修正案，而只有《基本法修改法》。
反观我国，1982年的全面修宪以及后来的四次局部修宪均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各种利益的博弈并未直接反映在正式修宪的过程中。相比之下，美国宪法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成文宪法历经了美国社会的沧桑巨变，早已深入人心。总体而言，在法律制度方面大胆地拿来确实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应当看到，控制修改宪法的频率并非纯粹的修宪技术问题，它主要有赖于宪法实施机制尤其是宪法解释机制的完善。
因此，重新通过宪法文本仅仅是一种形式。因此，仅有经过全国人大以特定多数通过的宪法文本方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此言不虚，但从根本上说，宪法的长久稳定有赖于其良好的实施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宪法的修改不会产生长篇累牍的修正案，频繁和大幅地修宪似乎就失去了后顾之忧。这种表述方式很容易引起误导，使广大读者认为修正案只不过是关于如何修宪的具体操作指南。根据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保证宪法的稳定、维护宪法的权威应当是修宪者们采用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动因。
早在1982年全面修宪时，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就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绝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就具体的文字构成而言，第一类宪法修正案由四部分构成。因此之故，读者在查阅我国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时，更需要耐心细致地比对前后的规定。尽管如此，我国的宪法能否在长时间内一成不变，甚至像美国宪法一样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保持超强的稳定性，依然尚未可知。
在德国，标准的宪法文本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为德国基本法)的修正文本，而不是基本法的原文再加上二十余部《基本法修改法》。对于该问题持一种模棱两可、不做深究的超然态度，既无益于宪法研究的推进，也不利于宪政实践的发展。
他坚决主张通过宪法修正案对生效后的宪法进行完善。我国宪法的修改频率明显较高，产生宪法修正案的明显速度较快，这一点也会使得宪法文本的阅读和引用更加困难。
不仅如此，该修正案还需要经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或州制宪会议的批准才能生效。但就具体的修宪方式而言，德国模式较之于美国模式显然更为普及。其次，宪法修正案的创设使得美国宪法的修改相对便利，但对于我国过去三十年以来的修宪实践而言并不具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其一，我国宪法的篇幅长于美国宪法。在美国的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中，仅有六条修正案对宪法条款作出了更改。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二）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进路 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择。若宪法修正案的数量增长过快，对宪法条款的修改幅度过大，读者在查阅宪法的现行规定时往往需要在已有一定篇幅的宪法原文和尾大不掉的宪法修正案之间反复比对，殊为不便。
首先，宪法修正案的采用可以使先前的宪法条文不因日后的修改而发生变动，从而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恒定感。胡锦光教授认为：如果修正案没有被设计为可以独立引用的条款，而修正案的性质是不直接对宪法文本进行的变动，那么，在适用宪法时，就无法直接引用修正案。
这里试举一例，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更改了修正案第十六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修正案第二十一条就不应将失效规定的具体位置表述为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而应当将其表述为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言及至此，如下两个问题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是否仅仅通过宪法修正案便可维系，此其一。
若因此而失效和生效的宪法条款之间不存在互斥，那么采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一般表述方式就极易发生误导。我国的现行宪法也是一部年轻的宪法，短短三十年的历程尚未能使宪法文本得到普通民众以及政治精英的普遍尊崇。其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异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其四，较之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修正案更多地涉及对既有宪法条款的更改。
其中，增加规定的修正案只需保留因增加而生效的规定即可。当然，就中美两国修宪的情况来看，这并非易事，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谈两点。
事实上，宪法草案从形成之日起就受到质疑和批评，当该草案经制宪会议通过以后，个别代表还要求对其再行修订和表决。采取这种方式, 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
当宪法文本确实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时，修宪和释宪便成为必然的选择。显然，较之于前一种方案，该方案的步骤更为繁琐，但它也具备自身的优势：由于全国人大所通过的是若干修宪决议而非整部宪法，全国人大代表更易于达成合意，修宪的阻力理论上会更小。
同样基于这一属性，宪法文本还应当具有正当性。基于认真对待宪法文本的基本立场，我国宪法的文本形态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因为该条修正案所更改的是宪法原文第九十八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但若从整部美国宪法来看，宪法条文则是以时间顺序排列的。
无论采取以上哪一种具体方案，宪法修正文本的正当性都能得以确立。（一）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用意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修改均未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这一进路可能导向的困境。他担心，如果把修正案列入宪法正文，恐怕整部宪法又要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
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一条单独构成第三类，它既更改宪法条款也增加宪法条款。读者在查阅上述两个宪法文本中某一现行有效的规定时，往往需要通读全文，并将宪法原文和宪法修正案进行比对。